从历代以来的官方说法，虽然是以儒家治国，但是从来也都是强调德主刑辅，也就是既要有怀柔教化之功，也要有刑杀镇压之力，更多的时候是儒法合流，汉文帝和汉景帝以儒家德化治国，同时重用法家张释之执法，形成儒法合流，而唐太宗以儒家仁政为导向，任用法家戴胄、刘德威完善法制，儒法合流达至鼎盛。

这本来并没有什么不好的，但是从宋以后，虽然说仍旧是儒法合流，但是儒法关系已经有了本质的变化，儒占据了支配地位，而法则完全成为了工具，这点从刘挚、司马光等人的奏疏中就可以看的出来，在他们眼中，法是为儒服务的，也就是所谓的德礼为政教之本，刑罚为政教之用。

最终的结果就是明法科被彻底废除，后世虽有律条，但是根本无法严格执行，一味以所谓的儒术治国，并非正道，要博采众家之长，才是办法，尤其是法，这是君王们手中的一把刀，君王们拿什么来制衡这些臣子们，唯有以法绳之才行，所以朱载坖对于明法一科是很重视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