集散中心，享有“小上海”和“早晚恩阳河”的美誉。古镇现存的589栋明清古建筑沿着青石板路错落分布，如同打开一部立体的移民史。

（二）青史留名的客家英杰

巴蜀客家的血脉中，涌动着敢为人先的开拓精神，孕育出众多影响时代的杰出人物。辛亥革命时期，隆昌客家人黄复生追随孙中山，参与策划刺杀摄政王载沣，其自制的“醒狮”炸弹外壳上，刻着客家传统纹样，将革命意志与文化记忆融为一体；郭沫若祖籍福建汀州，其祖父郭贤礼随“湖广填四川”迁至乐山，郭沫若在《我的童年》中深情回忆：“母亲教我的客家童谣，是我文学启蒙的第一声。”他的诗歌中常出现“桑梓”“故园”等意象，暗含着客家人对根脉的眷恋。

在科技领域，生于重庆荣昌的刘光第，是“戊戌六君子”之一。他任刑部主事期间，曾以客家先辈“耕读传家”的理念上书光绪帝，主张兴办新式学堂。其手稿中保留着大量用客家方言记录的民间疾苦，成为研究晚清社会的珍贵史料。当代更有众多客家后裔投身建设：成都客家企业家张祥青创立的陶瓷企业，将荣昌陶工艺推向国际市场；生物学家李素华出身洛带客家世家，其团队研发的川种猪改良技术，助力四川成为全国生猪养殖大省。

（三）文明交融的千年之功

客家人对巴蜀的贡献，渗透在经济、社会与文化的肌理之中。在农业领域，他们将岭南的甘蔗种植技术引入川南，结合本地气候培育出高糖品种，推动内江成为闻名全国的“甜城”；在商业上，洛带的客家商人组建“五属会馆”，打造出连接川陕的盐茶商道，清代《成都通览》记载：“东门商帮，客家十居其七。”这种商业网络至今仍影响着成都的商贸格局。

社会层面，客家人以“聚族而居”的传统构建起严密的乡约制度。荣昌万灵古镇留存的《赵氏家规碑》，明确规定“助学田租用于培养子弟”“济困银钱周济孤寡”，这种民间自治模式有效维护了地方秩序。在文化领域，客家山歌与川剧帮腔融合，诞生了独具特色的“川派客家戏”；而客家会馆，则成为凝聚族群、传承文化的核心载体。

巴蜀大地上现存237座客家会馆，多以“广东会馆”“南华宫”为名，其建筑风格融合岭南骑楼的精巧与川渝建筑的雄浑。成都洛带的广东会馆，戏楼藻井以金箔勾勒“双龙戏珠”，梁柱雕刻着客家先民开垦巴蜀的场景；恩阳古镇的禹王宫，采用客家特有的“三进三院”格局，却以川北木雕装饰窗棂，檐角悬挂的铜铃随风作响，仿佛诉说着移民往事。这些会馆不仅是祭祀、议事的场所，更衍生出教育、商贸等功能——许多会馆附设义学，免费教授客家子弟读书识字；每逢墟市，会馆前的广场便成为土特产品交易中心，客家人用蜀锦换取岭南药材，促成了两地经济的互通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土楼虽未在巴蜀大规模出现，却是客家建筑的另一经典范式。这种主要分布在福建龙岩、漳州的巨型民居，以生土夯筑成圆形或方形堡垒，集居住、防御、祭祀功能于一体，体现了客家人“聚族而居，共御外敌”的生存智慧。土楼的建造遵循严格的风水规制，内部布局以祖堂为核心，象征家族血脉的延续。尽管巴蜀客家以围屋、院落式建筑为主，但土楼所承载的家族观念与防御意识，同样深深烙印在迁徙至四川的客家人心中，反映在他们对祠堂的重视、对聚居模式的坚守上。

（四）恩阳古镇：客家文化的活态样本

走进恩阳古镇，589栋明清古建筑沿着青石板路错落分布，如同打开一部立体的移民史。古镇内的禹王宫、武圣宫等建筑，是清中期由祖籍江西、福建、湖广、广东等省的客家人按照家乡习俗修建的，雕梁画栋间，岭南的灰塑工艺与川北的木雕艺术相得益彰。每逢重要节庆，禹王宫前便会搭起戏台，川剧的变脸绝活与客家山歌轮番上演，台下观众时而用四川方言喝彩，时而用客家话应和，两种文化在此水乳交融。

漫步在古镇的茶馆里，老人们用“土广东话”谈论着家长里短，盖碗茶的热气中飘来提糖麻饼的香甜。恩阳的美食同样是文化融合的见证，“十大碗”宴席既有客家菜的精致摆盘，又融入了川菜的麻辣鲜香；街边的火锅店里，客家后裔改良的恩阳火锅，用醇厚的牛油汤底搭配酿豆腐、盐焗鸡等特色食材，吸引着八方食客。

近年来，恩阳古镇积极发展旅游业，不断完善基础设施，提升旅游服务质量。2021年打造的大型沉浸式文旅融合夜游剧目超级ip《恩阳船说》，融汇“恩义、恩爱、恩典”三大文化元素，依托恩阳河、之字河奇特水文和起凤桥、飞凤大桥、恩阳河大桥往返