霞，郎在对岸种桑麻。愿化彩蝶双飞去，不羡富贵只恋家。”这些质朴歌谣与文人诗词交相辉映，从闺阁到田野，共同编织出清代巴蜀诗词绚丽多彩的图景。

新诗崛起：奔涌向前的诗之浪潮

当历史的车轮驶入现代，中国社会经历了巨大的变革，诗词创作也迎来了新的阶段。巴蜀地区的诗人勇敢地站在了时代的前沿，积极投身新诗创作，为中国新诗的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动力。

郭沫若，这位来自四川乐山的诗人，在那个思想激荡的时代，怀着满腔的激情与对自由、理想的追求，创作了诗集《女神》。深夜的嘉定府，他常常独坐窗前，望着大渡河上闪烁的渔火，听着江风呼啸，心中充满对新世界的渴望。“我是一条天狗呀！我把月来吞了，我把日来吞了，我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”，这些充满激情与叛逆的诗句，如同一道闪电，划破了传统诗歌的桎梏。他深受惠特曼自由诗体影响，又融入三星堆青铜面具的神秘、川剧变脸的奇幻，让诗歌充满原始生命力。他在上海与成仿吾、郁达夫创立创造社时，常以蜀地火锅般的热情辩论诗歌革新，将巴蜀人的热烈性情融入文学运动，推动新诗浪潮奔涌向前。

20世纪80年代，中国诗坛迎来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变革，巴蜀诗人更是成为这场变革的先锋。万夏、杨黎等人发起的“非非主义”诗派横空出世。在成都玉林路的一间旧仓库里，他们围坐在斑驳的长桌旁，激烈讨论诗歌语言的边界。万夏常在深夜的街头游荡，霓虹灯牌的闪烁、夜市摊的喧闹，都成为他的灵感来源。他的诗像一把手术刀，剖析着现实：“广告牌吞下了月亮，我们在影子里种植方言”。杨黎则关注日常荒诞，“小杨和马丽\/在大街上走着\/他们谁也不认识谁”，用口语化的表达撕开生活的表象。他们举办地下诗歌朗诵会，在防空洞里、废弃工厂中，伴着摇滚乐与啤酒，用川渝方言朗诵诗句，吸引无数年轻人，让诗歌摆脱高雅殿堂的束缚，回归市井烟火。

与此同时，翟永明的《女人》组诗震撼问世。在成都的小酒馆里，她听着民谣歌手低吟浅唱，看着女性顾客眼中的故事，决心用诗歌解构传统性别秩序。《独白》中“我，一个狂想，充满深渊的魅力\/偶然被你诞生”，是她对女性身份的深刻叩问。她常与女性艺术家在宽窄巷子的老宅聚会，讨论女性创作困境，这些思考化作诗句，如同一束光，照亮女性文学的道路，激励无数女性拿起笔书写自己的故事。

流沙河则在传统与现代间架起桥梁。他居住在成都的老院子里，听着邻居老人用四川话讲《诗经》故事，萌生了重新解读经典的想法。《就是那一只蟋蟀》中，“就是那一只蟋蟀，在你的记忆里唱歌，在我的记忆里唱歌”，将个人乡愁与民族记忆融合，普通的蟋蟀声，经过他的妙笔，成为连接过去与现在、个体与集体的文化符号。他在《诗经现场》中，用四川方言俚语解读古老诗篇，“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——哟喂，那雎鸠鸟在河边咕咕叫”，让佶屈聱牙的经典变得亲切有趣，使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焕发新生。

词韵新声：生生不息的诗之薪火

在当代，尽管诗词不再是文学的主流，但巴蜀的词人依然坚守着这片诗意的土地，在传承与创新中寻找着属于自己的道路，让诗词文化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活力。

李元胜常常在薄雾未散的清晨，沿着嘉陵江的滨江步道慢跑。湿润的江风裹挟着水汽拂过脸颊，远处高楼的霓虹在晨雾中晕染成朦胧的色块，早高峰的车流尚未喧嚣，唯有偶尔几声汽车鸣笛穿透静谧。当他转过洪崖洞旁的弯道，密集的车灯蜿蜒如河，恍惚间竟觉得那些流动的光点像极了白鹭振翅惊起的瞬间，灵感随之倾泻而出，于是有了“转过霓虹深处，惊起车流如鹭”这般奇妙的词句。他不仅在词牌格律中融入现代都市意象，更尝试将诗歌的跳跃性思维注入传统词作，让古老的词牌在轻轨穿楼、云端步道的现代重庆图景中，绽放出别具一格的生命力。

在网络世界的另一端，年轻词人慕清明常常在深夜的工作室里，戴着耳机反复聆听古风音乐的旋律。电脑屏幕的冷光映照着他案头泛黄的《全宋词》和写满批注的稿纸，窗外的城市灯火通明，键盘敲击声与音乐节奏交织。为创作《不老梦》，他曾翻阅大量敦煌壁画资料，从飞天的衣袂飘带中捕捉灵感，那句“她走过，竹马旧梦，她嫁作，他人作冢”，历经二十余次修改，才将古典的含蓄与现代的直白完美融合。这些歌词在短视频平台搭配国风舞蹈、动漫剪辑传播时，无数年轻人在评论区留言：“原来诗词可以这样美”，甚至有中学生将歌词抄在笔记本扉页，作为青春的注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