势下，很快便坠入爱河。

1939年元旦过后，郭沫若与于立群在重庆举行了婚礼，从此携手走过了四十年的岁月。婚后，于立群成为了郭沫若生活中的贤内助和事业上的得力助手。她操持着家中的大小事务，将家庭打理得井井有条，让郭沫若能够安心工作；同时，她还协助郭沫若整理资料、抄写文章，她的书法娟秀工整，郭沫若的许多重要文章都出自她的笔下。在那段艰苦的抗战岁月里，他们相互扶持，共同度过了许多难忘的时光。

1978年，郭沫若因病去世，于立群陷入了深深的悲痛之中。她整日沉浸在对丈夫的思念里，精神恍惚。然而，命运却对她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。在整理郭沫若的遗物时，她偶然发现了姐姐于立忱的日记。当她颤抖着双手翻开日记，一段尘封已久、不堪回首的往事展现在她面前。原来，姐姐于立忱也曾与郭沫若有过一段感情纠葛。当年，于立忱前往东京采访郭沫若，两人相识相恋，于立忱甚至为郭沫若怀了孩子。但最终，郭沫若却抛弃了她，让她打掉孩子，于立忱无法承受这巨大的打击，绝望之下选择了自杀。

于立群无法接受这个事实，她觉得自己的整个世界都崩塌了。她与姐姐从小感情深厚，姐姐的离世一直是她心中难以愈合的伤痛，如今得知姐姐的死竟然与自己深爱的丈夫有关，她感到自己被最亲近的人背叛，内心充满了痛苦、愤怒和绝望。那段时间，她整日把自己关在房间里，不吃不喝，只是默默地流泪，精神状态越来越差，常常出现幻觉，仿佛姐姐的身影就在眼前，向她哭诉着自己的不幸。她的孩子们看着母亲如此痛苦，想尽办法安慰她，但都无济于事。

最终，于立群无法承受这种巨大的精神折磨，选择了与姐姐同样的方式，自缢身亡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。她的离世，让人们感到震惊和惋惜，也让郭沫若的感情生活再次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。郭沫若与于立群、于立忱姐妹的这段情感纠葛，不仅是个人情感的悲剧，更是时代的悲剧，反映出在新旧思想交替的时代背景下，女性在感情和命运面前的无奈与挣扎。

学术深耕，甲骨探秘

在日本流亡的日子里，郭沫若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，经济拮据，居住在一间狭小逼仄的阁楼里。夏日闷热难耐，蚊虫肆虐；冬日寒风透过墙壁缝隙灌进来，室内冷如冰窖。但这些困难并没有磨灭他对学术研究的热情，反而让他更加专注于甲骨文和金文的研究。他常常穿梭于日本的旧书店和图书馆之间，只要听闻哪里有甲骨相关的资料，无论路途多么遥远，天气多么恶劣，他都会立刻前往。

每发现一本甲骨拓片集，他都如获至宝，小心翼翼地捧在手中，仿佛捧着稀世珍宝。回到阁楼后，他便迫不及待地打开，戴着那副磨得边框发亮的老花镜，趴在斑驳的木桌上，一盯就是几个小时。眼睛酸涩了，就用冷水洗把脸；肚子饿了，随便啃几口冷硬的面包。有一次，他在一家旧书店的角落发现了一本布满灰尘的甲骨拓片集，封面破旧不堪，边角都已磨损。他轻轻吹去灰尘，翻开一看，里面的内容让他激动得双手颤抖——其中有几片甲骨拓片上的文字，是他从未见过的特殊形态。他立刻掏出身上仅有的钱买下，一路小跑回到住处，连外套都没脱，就投入到研究中。

为了考证这些特殊文字，郭沫若开始了漫长而艰苦的研究过程。他托人从国内寄来大量典籍，堆满了小小的阁楼，几乎没有下脚的地方。每天，他都沉浸在浩瀚的文献资料中，查阅《说文解字》《古籀汇编》等各类工具书，反复比对、思考。寒冬腊月，屋内没有暖气，他就裹着家里仅有的一床破旧棉被，双脚塞进早已不保暖的棉鞋，在昏暗的煤油灯下通宵达旦地工作。长时间的书写，让他的手指被冻得红肿麻木，甚至生出了冻疮，一碰到纸张就钻心地疼；而被煤油灯熏得漆黑的脸上，两只眼睛却始终闪烁着专注而炽热的光芒。

郭安娜看着丈夫如此拼命，心疼不已。她白天要去做繁重的女工，赚取微薄的收入维持家用，晚上回到家，顾不上一天的疲惫，总是先为郭沫若准备一碗热汤，希望能让他暖和一些。但郭沫若常常是喝了几口，就又全神贯注地投入到研究中，汤凉了热，热了又凉，最后往往还是被遗忘在一旁。有时候，郭安娜半夜醒来，看到丈夫仍然弓着背，在灯下写写画画，嘴里还不时念叨着什么，她会默默地为他添上一件衣服，然后坐在一旁，静静地陪伴着他，心中既心疼又无奈。

经过数月的努力，郭沫若终于破译出了那个困扰学界多年的甲骨文字。当他确定自己的研究成果时，激动得像个孩子一样从椅子上跳起来，在狭小的房间里来回踱步，嘴里不停地念叨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