。

六月，元稹终于抵达通州，迎接他的不是官舍，而是“荒祠古柏”。他在《叙诗寄乐天书》中写道：“通之地，湿瘴卑褊，人士稀少，近荒杂獠。邑无吏，市无货，百姓茹草木，刺史以下，计粒而食。”初到之时，他只能借居在州河对岸的开元寺，“僧房破落，四面通风”，夜晚听着“獠人”的歌声，思乡之情难以抑制。

更让他痛苦的是疾病。通州的湿热气候让他患上疟疾，“一卧十余日，头眩不能起”，甚至一度濒临死亡。他在《别李十一》中写道：“闻道阴平郡，翛然古戍情。戍迥山形断，河穷地势萦。烟霞潘岳鬓，林壑谢公情。今日龙钟人共弃，愧君犹遣慎风波。”字里行间满是病中的凄凉。但正是这场大病，让他开始反思人生：“病中知世事，身外即浮云。”

2. 戛云亭上的精神突围

在通州的第三年，元稹的生活稍有安定。他在州河南岸的青爱山（今翠屏山）选址，亲自督导工匠修建了一座茅屋，取名“戛云亭”。“戛云”二字，取自“戛然独立于云端”之意，既是对亭子地势的描述，也暗含着他的精神追求——即便身处蛮荒之地，也要保持人格的独立。

戛云亭虽简陋，却是元稹观察通州、思考人生的“精神高地”。他常在此登高远眺，俯瞰州河如带，远眺大巴山如黛，写下《戛云亭》一诗：“危亭绝顶四无邻，见尽三千世界春。±o兰￡t:兰?文?′学{> ?已tμ发-布2=最§?@新?D¤章=¨节e¨@但有浮云横碧落，更无幽恨到黄尘。”诗中没有贬谪的怨怼，只有对天地广阔的感悟，这种“超越苦难”的心境，与他早年的愤懑形成鲜明对比。

在戛云亭，他还完成了《连昌宫词》这篇长篇叙事诗。诗中借连昌宫的兴废，回顾了唐玄宗开元、天宝年间的兴衰，“姚崇宋璟作相公，劝谏上皇言语切。燮理阴阳禾黍丰，调和中外无兵戎”，通过今昔对比，反思安史之乱的教训。这种“以史为鉴”的视角，正是他在通州沉淀后的思想升华。

除了作诗，元稹还在戛云亭接待来访的友人。当地学子听说这位“京城来的诗人”博学多才，常来请教，他总是耐心讲解，甚至捐出自己微薄的俸禄，为学子购置书籍。有一次，一位老秀才来请教《诗经》，他与之谈至深夜，临别时赠诗：“衰容不称君，清风满敝庐。”这种与百姓的亲近，让他逐渐融入通州的生活。

3. 与白居易的“云端唱和”

通州的岁月虽苦，却因与白居易的书信往来而多了几分温暖。当时白居易被贬江州司马，二人虽相隔千里，却以诗唱和，“每得一诗，即夜起盥栉，张灯细读，倦则拥衾而卧，梦中犹吟哦不止”。

元稹在《酬乐天频梦微之》中写道：“山水万重书断绝，念君怜我梦相闻。我今因病魂颠倒，唯梦闲人不梦君。”看似“不梦君”，实则因思念太深而不敢入梦，这种“反语抒情”的笔法，让白居易读罢“涕泗横流”。白居易则回赠《梦微之》：“夜来携手梦同游，晨起盈巾泪莫收。漳浦老身三度病，咸阳宿草八回秋。君埋泉下泥销骨，我寄人间雪满头。”二人的唱和，被后人辑为《元白唱和集》，成为中唐诗坛的一段传奇。

这些书信不仅是情感的寄托，更是思想的碰撞。他们讨论诗歌创作，元稹提出“诗者，根情，苗言，华声，实义”，强调诗歌的情感与现实意义；他们交流对时局的看法，元稹在信中写道：“通州虽远，然百姓疾苦，与江州何异？”这种对民生的共同关注，让他们的友谊超越了个人悲欢。

在白居易的鼓励下，元稹重新振作，开始为通州百姓做实事。他见当地“民不知农桑”，便亲自到田间指导耕作，推广“区田法”（一种高产耕作技术）；见州河泛滥，便组织百姓筑堤防洪；见“巫鬼盛行，百姓病不就医”，便写下《祈雨》诗，倡导“信医不信巫”。这些举措虽小，却让通州百姓逐渐摆脱贫困，“数年后，通州仓廪丰实，百姓知书达理”。

元和十四年（819年）正月，元稹奉诏离开通州，调任虢州长史。离开那天，百姓自发前来送别，“攀辕号哭者数百人”，有人捧出自己种的稻谷，有人献上亲手织的布，场面感人至深。他在《别通州》中写道：“通州四边皆乱山，正堪画屏风。满郭是春光，街衢土亦香。”此时的通州，在他眼中已不再是“瘴疠之地”，而是充满温情的第二故乡。

四、达州的千年回响：凤凰山巅的诗与远方

达州城的天际线，总被一抹青黛色的轮廓温柔环抱——那是凤凰山。这座海拔不足800米的山，算不上巍峨，却因与元稹的不解之缘，成了达州人心中最厚重的文化坐标。山巅