号，或许也曾是相册里鲜活的面孔。周诗雨看着她紧绷的侧脸，忽然伸手握住她的手腕——和在警局联谊会时一样，只是这次，她把王奕的手贴在自己发烫的脸颊上。

“去吃碗鸭血粉丝汤吧。”周诗雨的声音很轻，“我查过，附近有家老字号，1935年就开了。”她拉着王奕穿过人群，看见骑楼下卖冰糖葫芦的小贩，看见推着婴儿车的年轻母亲，看见趴在石狮子上拍照的游客。

粉丝汤的热气漫上桌时，周诗雨忽然举起相机对着王奕。她正低头用筷子挑出香菜，额前的碎发垂下来，遮住了眼底的情绪。“咔嚓”一声，王奕抬头时眼里闪过错愕，随即无奈地笑：“拍我干嘛？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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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电影里说，”周诗雨翻看相机里的照片，指尖在屏幕上轻轻点了点，“摄影师最后说，要多拍些笑脸，不然后人会以为，我们只懂得哭。”她忽然把相机塞进王奕手里，“你也拍一张。”

王奕举起相机时，看见取景框里的周诗雨正对着镜头笑，阳光从她身后的窗棂漏进来，在她发梢镀上层金边。快门按下的瞬间，街对面传来卖报人的吆喝声，某家店铺的收音机里正放着评弹，隔壁桌的老夫妻在争论晚上吃什么——这些琐碎的、温热的、活生生的声响，忽然让王奕觉得，那些压在心头的沉重，似乎有了可以安放的地方。

下午去档案馆查资料时，周诗雨在旧报纸堆里找到了篇1946年的报道。标题是《光华照相馆的最后一卷胶卷》，说有位上海的记者收到个匿名包裹，里面是十二张照片，拍的都是1937年冬天的南京巷战。最后一张是摄影师的自拍，他站在燃烧的店铺前，怀里抱着相机，背后是飘扬的太阳旗，脸上却带着笑。

“报道说，这些照片在上海展出时，好多人认出了自己的亲人。”周诗雨念到这里时，声音有些哽咽。王奕忽然凑过来，指着照片下方的小字：“你看，摄影师叫陈景明，他女儿叫陈念安——念念不忘，岁岁平安。”

夕阳斜照进档案馆的窗时，王奕的手机响了，是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的工作人员打来的，说查到了陈念安的记录。1949年她去了台湾，2010年以83岁高龄回到南京，把父亲留下的相机捐给了纪念馆。

“她说，父亲总教她，镜头是有记忆的。”王奕挂了电话，声音里带着不易察觉的颤抖，“好的坏的，都得记着。”周诗雨忽然靠在她肩上，闻见她风衣上淡淡的消毒水味，混着巷口飘来的桂花香。

走出档案馆时，暮色已经漫了上来。建康路上的灯笼次第亮起，暖黄的光映在湿漉漉的青石板上，像撒了一地的碎金。周诗雨看见王奕正对着那栋灰墙建筑拍照，镜头里，“光华照相馆”的旧址上，如今开着家奶茶店，穿校服的女孩正举着奶茶杯自拍，笑容明亮得晃眼。

“走吧。”王奕收起相机时，眼里的冰霜似乎化了些，“明天去纪念馆，把铁盒交了。”她伸手牵住周诗雨，指尖相触时，两人都愣了一下——和在长江大桥上不同，这次的牵手，带着种沉甸甸的、被托付的温度。

晚风掀起周诗雨的丝巾，她忽然想起相册里那个穿旗袍的女人。或许在某个相似的黄昏，她也曾这样牵着丈夫的手，走过这条落满梧桐叶的街，盘算着晚饭吃什么，想着明天要去给女儿买新的木马。

爱从来不是遗忘，救赎也不是抹去伤痕。就像这卷在灰烬里幸存的胶卷，那些疼痛的、破碎的、拼尽全力活着的记忆，总要有人握紧，才能在时光里，开出花来。